2016年，时尚编辑韦罗妮克·海兰注意到，一种特殊的粉色正在纽约的多个角落悄然蔓延。它不是那种张扬的芭比粉，也不是1990年代少女杂志里甜腻的泡泡糖色，而是一种低饱和度、哑光、近乎褪色的粉色。它出现在美妆包装、共享办公墙面、社交软件配图、独立杂志封面上，悄无声息地成了一种视觉暗号。
韦罗妮克率先在就职的《纽约》杂志撰文将之命名为“千禧粉”，并迅速让“千禧粉”变成一种文化信号。这种粉色不属于哪位设计师的季度企划，也没有被某个品牌刻意营销，却精准击中了时代，唤起了人们心中一种怀旧、柔和的情绪。韦罗妮克认为，这种色彩映照着一代女性在性别期待与自我表达之间的拉扯——成长时被告诫“如果你想成功，看着可靠可信，那就不要太‘女孩子气’”，成年后又被鼓励“勇敢做自己，去选择你真正喜爱的蝴蝶结和裙子”。
这种颜色背后更值得讨论的内涵还没来得及被关注，品牌就迅速意识到这是一种“有情绪附着力”的视觉语言：粉色成为女性气质“自我表达”的营销载体，赋权口号印上T恤，“柔软也是力量”被转化为广告语。这种粉色甚至进入政治领域，人们在反对特朗普的游行中头戴粉色的猫耳针织帽。消费被描绘成参与社会变革的方式——仿佛多买几支口红就等于做了女性主义者。“传统女性气质再次被推销给我们，只不过这次，它被贴上了‘酷’和‘自我表达’的标签。”韦罗妮克写道。
在近期出版的新书《穿衣自由：时尚背后的文化与抗争》中，韦罗妮克反思了时尚产业如何不断地重新包装已经存在的事物，以“新颖”之名将其推销成自我实现和赋权的必需品。在她看来，如今的时尚正在制造一种新的幻觉：看似多元、包容，实则更隐秘地设置标准。人们不再穿欧式塑身衣，却通过节食、健身和医美，把身体变成了新的塑形工具。
身为时尚媒体人，她更明白这个行业如何制造幻觉——如何用得体的服饰、漂亮的图像、动听的口号和各式各样的滤镜让人相信：只要看起来对，就能成为“对”的人。在2025年7月巴黎时装周期间，韦罗妮克接受了《南方人物周刊》的采访。她现在是《ELLE》杂志（美国版）时尚专题总监。她认为自己有一个在时尚行业“不合时宜的身体”。最初进入这个行业时，她身穿价格低廉的快时尚品牌，混入顶级的设计师秀场采访，感到自己格格不入；直到她开始与同行坦白这种不适，才发现“我们都在假装过着一种根本不存在的生活方式”。
上世纪20年代，嘉柏丽尔·香奈儿将裤装引入女性衣橱。设计语言的突破是服装对现实的直接回应。两次世界大战期间，许多欧洲女性从家庭走入职场。克里斯汀·迪奥在二战后推出“新风尚”（New Look）系列，宽摆裙、大量布料、收紧腰线——看似奢侈的设计，却触动了那个时代对秩序和美的集体渴望。时尚在这里成为一种社会心理的修复机制，也是一种集体情绪的表达渠道。
如果说20世纪的时尚仍在有力地回应现实，那么今天的潮流更像是一套应对社交媒体的反馈机制。如今的时尚不再探索“我们如何生活”，而只关心“我们看起来像什么”“它是否适合拍照”。在算法主导的时代，真正的风格越来越稀缺。每年的知名奢侈品品牌举办时装大秀之后，全球的许多快时尚服装品牌就迅速抄袭、量贩。
街头风格的灵魂也在流失，街拍已经成为普遍的营销工具。在韦罗妮克看来，如今的社交媒体与快时尚存在着密切的内在联系，都为人们提供了看似无尽的模块化时尚选择，表面上允许人们“表达自我”，实际上让人们看起来与感觉上越来越相似。
已故的美国摄影师比尔·坎宁安开创了现代“街头时尚”概念，总能在非时尚空间里发现时尚。1960年代，比尔在奥斯卡·德拉伦塔的时装秀中途离场，去外面拍摄反越战游行者的穿着。“他总是在最后一排，有时甚至离开秀场，只为去街头看真正的穿衣者。”韦罗妮克在《纽约》杂志上为他撰写的讣告中写道：“这种自我抽离在时尚界已十分罕见……坎宁安与精英阶层的疏离，使他能与时尚中真正蕴含活力的部分——年轻人、古怪边缘人和无业游民——产生联系。”比尔钟爱并拍摄的那些人，往往打破了“好看”的固有模式，挑战性别和自我呈现的传统观念。
“唱衰时尚的言论已成为陈词滥调。时尚史告诉我们，这是一个依靠新想法才能蓬勃发展的领域。正如坎宁安所言，变革绝不会来自主流体系。它来自年轻人、秀场破坏者、坐在最后一排的人。”韦罗妮克说。
是进步还是循环的骗局？
南方人物周刊：在定义“千禧粉”时，你提到了一种矛盾心态——一代女性从逃避粉色到拥抱粉色的转变。你有过逃避粉色的心态吗？
韦罗妮克：我记得在2000年代，对时尚感兴趣往往被视为肤浅的表现，《达利亚Daria》（又译为“拽妹黛薇儿”，是一部播于1997年的美国动画）这类电视剧就把热衷时尚的女孩塑造成浅薄形象。那时人们总觉得你不可能既痴迷时尚又保持聪慧，所以女孩们常常隐藏自己的爱好。我至今记得申请一所名校面试时，面试官看到我在读乔伊斯·卡罗尔·欧茨以玛丽莲·梦露为原型的小说《金发女郎》，立刻对我失去兴趣——哪怕这本书入围过普利策奖决选，他仅凭封面就断定这是本轻浮读物，还认为我的思想深度根本达不到该校标准。
南方人物周刊：这几年，粉色再度流行，女性的态度也在转变。你怎么看待这种由抗拒到接受的过程？你自己也经历了这种变化吗？
韦罗妮克：我确实注意到了这种转变。看到桑迪·梁（Sandy Liang）和西蒙娜·罗莎（Simone Rocha）等设计师通过拥抱传统女性元素获得成功，实在令人欣慰。在美国，电影《芭比》和泰勒·斯威夫特“时代巡回演唱会”这类文化现象，让女性开始坦然接受自己对女性化、少女心文化产品的喜爱，不再为此感到抱歉。
同时，“女强人”（girlboss）运动也逐渐式微——在这场运动中，年轻的女性创业者试图在男性主导的商业架构上打造一种全新的领导风格。随着运动退潮，女性不再认为必须掩饰自己的女性特质才能获得成功。我个人一直偏爱这种着装风格，所以看到它逐渐被主流接受、不再被视为职业女性的负担，实在令人振奋。
南方人物周刊：你如何看待“千禧粉”从时尚概念走向商业和政治挪用的过程？
韦罗妮克：最初注意到这种颜色时，它仅出现在时装广告和系列设计中。但正如你所说，很快就被大品牌收编，最终被各类政治运动挪用。当它被证明能俘获年轻女性这个关键人群后，所有人都争相抢占这个符号，使之成为营销手段的巅峰之作。最令我惊讶的是，这种美学最终凌驾于所有深层信息之上——相同的配色方案竟被用来传递截然对立的意识形态。这不禁让我思考：当缺乏实质内涵支撑时，所谓的美学是多么空洞。
南方人物周刊：你就职的美国版《ELLE》在2024年推出了一期凯莉·詹娜（Kylie Jenner）的封面。以丰腴、性感、夸张炫富为特色的卡戴珊式妆容一度是美国时尚的标志之一，如今更受关注的美国流行面孔是以特朗普核心圈子内的女性为代表的“海湖庄园脸”。你对此的观察和解读是什么？
韦罗妮克：我并未明确观察到人们想刻意模仿政客形象，但确实注意到名人及网红的外貌标准已渗透到公众人物领域。政治向来注重形象塑，但在当今社交媒体时代，当政客需要与娱乐明星争夺关注度、当政治与娱乐的界限日益模糊，那些在位者便开始效仿演艺人士的造型风格，尽管会裹上一层更传统的外衣。
南方人物周刊：近几年，中国也很流行重返千禧年的“Y2K”风格。你自从业以来经历过哪些让你意外的流行趋势？
韦罗妮克：最令我惊讶的是近期怀旧风潮的爆发式回归。几年前我曾撰文预测2010年代风格的复兴，当时普遍认为“为时尚早”，如今却已遍地开花。人们的记忆周期越来越短，注意力愈发碎片化，视觉选择过度饱和，反而促使大众对刚过去不久的时尚产生强烈的乡愁。二手市场的繁荣让过季服饰触手可及，也加速了人们对近代时尚史的重新发掘。如今已不再有“几年前的设计就必然过时”这种观念。
2025-08-04，法国巴黎，2025秋冬巴黎高定时装周秀场
时尚赋权只是营销话术？
南方人物周刊：过去，常有人在回溯时尚史时将女性进入职场的转变归功于设计师作品，例如香奈儿的裤装。这种说法是否忽视了更广泛的社会力量？时尚在社会变革中起到怎样的作用？
韦罗妮克：我认为时尚确实能在某种程度上赋予力量。它能够提供行动自由、舒适度和实用性，这些都是日常生活不可或缺的。我们看到随着女性获得更多行动力和权利，时尚也随之改变——比如1940-1950年代，美国设计师克莱尔·麦卡德尔就开创了运动休闲风和舒适日常装，当时女性正更多地参与体育活动。但必须承认，时尚的赋能力量有其局限，“赋权”常常沦为营销话术。
南方人物周刊：女性服装口袋偏少、功能性差是许多国家的女性都在抱怨的问题，你认为这是“粉红税”造成的吗？
韦罗妮克：女装通常比男装更不实用，女性被迫消费更多：没有口袋就得买手提包，为追赶变化更快的女性时尚趋势而不断添置衣物配饰。对女性维持更多着装规范，意味着时尚产业有更多收入。因此，即便女性权利提升，这种区分仍持续存在。
南方人物周刊：时尚曾被用于解放女性身体，如今却常与特权和财富挂钩。这是否说明它的社会意义正在减弱？
韦罗妮克：时尚仍具有重大的社会意义，但或许其解放性已达极限。炫耀财富始终是时尚的一面，如今更演变为：对许多人而言，拥有特定品牌已成为身份标识。虽有倡导进步理念的品牌，但多数时尚更保守，因其目标客户是无意颠覆现状的超级富豪。
南方人物周刊：为何从灯笼裤到紧身裤，女性因展露身体曲线而遭指责？为何女性服装常被批评？
韦罗妮克：典型例证是校园男女着装规范差异。我写书调研时发现，女生常因露出肩膀等部位被批“分散男生注意力”，而男生鲜少受同类规则约束。社会对女性身体和外貌的审查更严，因此其时尚选择常被置于显微镜下。男性风格虽也会受批评，但很少面临同等规模的评判。比如，男演员可以短裤凉鞋走红毯，女演员若穿着随意必成头条。总体而言，男性外貌更易获得“无罪推定”。
过度女性化容易招致低估或不被重视，因此掌权的女性常回避这种风格。阳刚之气没有这种污名，男性反而会通过传统的masculine（男子汉的）着装来赢得尊重。
南方人物周刊：如今不少品牌借国际妇女节宣传女性主义，你如何看待这种“政治包装”的消费行为？
韦罗妮克：我欣赏性别流动设计的日渐普及，现代衣橱的选择比以往任何时候都丰富。但有些企业只为销售商品而挪用进步政治美学。与其购买妇女节限定T恤，我更希望看到更多女性执掌奢侈品牌，看到女性从业者的贡献获得尊重。
南方人物周刊：你观察到人们开始“少买、多用”，也有人称之为“长期主义”。当消费更理性时，时尚应如何在欲望与克制之间找到平衡？如今时尚消费为何越来越像“站队”？
韦罗妮克：这是个值得设计师思考的问题。社交媒体上的过度消费和网红“开箱”已引发反弹。但完全禁欲也不现实——我欣赏“欲望与克制平衡”的理念。目标不是零消费，而是更审慎地选择耐用品。
美国有“用钱包投票”之说，即支持与己立场一致的品牌。尽管近年人们对此更警惕，但相比25或50年前（迈克尔·乔丹当年就说过“共和党也买鞋”所以不碰政治），如今品牌立场确实更受关注。现在人们不仅想穿得好看，还想通过服装彰显“政治正确”——无论是标语T恤还是支持公益的品牌。这对品牌是种挑战：既不愿得罪任何客户群体，又面临“必须表态”的压力。
南方人物周刊：你曾提到自己穿着快时尚融入充满设计师品牌的行业时的不适，但发现周围的时尚从业者也一样，“都在假装过着我们根本不存在的生活方式。”听起来好像有一种幻觉，时尚最特殊之处是什么？
韦罗妮克：某种程度上，时尚的本质正是造梦——这正是最吸引我的地方。与其他艺术形式一样，它能带我们逃离庸常生活，设计师总能构想出超乎想象的创造。但这种虚幻性也令人沮丧，因为对多数人而言高级时尚遥不可及。我们可以去博物馆欣赏艺术、去影院观看电影，但接触顶级时装却需要更大成本。作为曾参与顶级秀场和时尚盛典的媒体人，我亲身体验过这种收入阶层与所见景象的割裂，这彻底改变了我对行业的认知——人们确实在用时尚构建理想生活图景，即便那并非现实。
南方人物周刊：身在“梦”中，你如何处理时尚附加的诸多幻觉？服装为何成为判断时代的依据？
韦罗妮克：这个行业充斥着空洞炒作。我始终努力不被其干扰，更愿意关注从业者如何通过作品传递思想，这些创作故事才最令我振奋。
服装的过时速度几乎快过一切（或许只有美妆趋势能匹敌），这注定了当我们回望老照片时，衣着总是最先抓住眼球的存在。风格往往承载时代印记——1950年代收紧的腰线对应着女性权利的倒退、千禧年紧身衣折射出对青春肉体的痴迷。虽不能简单对应，但人们的着装方式确实为解读时代提供了丰富的注脚。
“干净合身”在制造更严苛的新标准？
南方人物周刊：在机构媒体强势的年代里，人们对偶像的追求从顶级超模、传统明星转移到对IT Girl（时尚女孩）的崇拜。而到Instagram、Snapchat等社交应用兴起时，时尚的模范变为网红。在你的青少年时代，没有人想穿得像其他人一样，穿出个性才是首选，而现在网红塑造的“你可以接近的生活”让人们争相模仿。这会带来负面影响还是无伤大雅呢？
韦罗妮克：长久以来，普通人与电影明星之间保持着仰望的距离，但网红的出现彻底模糊了这条界限。你能像添加真实好友般在社交媒体“关注”他们，窥见其生活的方方面面。网红的核心竞争力正是“接地气”——他们需要让受众感觉彼此是同类。正因如此，他们不断培养并利用这种单向的虚拟亲密关系。当年伊丽莎白·泰勒购置大量高级珠宝时，未必会引发粉丝跟风。如今网红们炫耀奢侈品时附上购买链接，直接刺激粉丝复制其每个举动，而非培养个人审美。这种模式进一步助长了过度消费，我认为这才是其危害所在。
南方人物周刊：在社交媒体上，时尚风格以标签的形式存在：亚文化穿搭，黑帮妻子风……“XX风必买”“XX风必备”成为吸引人消费的关键词。人们该如何确认哪些是真正的需要，哪些是被建构出的需求？
韦罗妮克：社交媒体乃至整个传媒产业都在不断催生新潮流。许多数字原生的时尚热潮并非源自真实亚文化，而是东拼西凑的大杂烩。判断某个趋势是否人为炒作，关键看三点：是否突然爆发、是否短期内引发大量报道、是否仅凭一两条TikTok视频就能掀起风浪。
南方人物周刊：你提到“快时尚曾是让人看起来像‘上层’的生活小妙招”。但快时尚在满足中产品味的同时，也“威胁劳工健康与地球的可持续性”。
韦罗妮克：我理解人们想通过时尚提升社会地位的心理——当外在形象如此深刻地影响着经济机遇、社交评价和婚恋选择时，这种做法确实合理。某种程度上，时尚是实现阶层跃迁的捷径。
南方人物周刊：时尚总是循环反复，许多“新潮”只是翻新旧概念。为什么这种包装总能奏效？
韦罗妮克：怀旧是最强大的经济动力之一——想想过气乐队重组巡演时高昂的票价就知道了。同理，通过时尚重返青春或幻想中的“黄金年代”，这种心理需求同样蕴含巨大商机。即便对未曾亲历某个时代的人而言，时尚也能成为通往理想岁月的入口。更何况在创意枯竭期，设计师翻玩旧元素总比真正创新来得容易。
南方人物周刊：你写道“新自由主义鼓励我们不断关注自我”，其中一个方面就是自己的身体。近年强调干净、合身的Clean Fit风格是对健美匀称身体的突出。然而拥有这样的身体也意味着更高的门槛，不是每个人都拥有私人教练、营养师和保持锻炼的时间。也有人认为这是回归本真的“照顾好自己”，你认为实际情况如何？
韦罗妮克：我注意到时尚正逐渐让位于健康塑形——这股风潮始于1980年代，近年愈演愈烈。表面看是积极趋势，实则暗藏弊端。如你所说，维持“理想身材”的成本高得离谱，且这个标准永远在变化。我们依然被要求符合某种模板，只不过塑造方式从束腰衬垫变成了健身整容。即便终极目标变成“健康”，驱动它的仍是过去那套审美体系。
南方人物周刊：入行至今，你观察到社会倡导的时尚风格有哪些变化，它变得更好了吗（比如从电影《穿PRADA的女魔头》中对普通人的霸凌到更亲民了吗）？时尚杂志在这些变化中有怎样的贡献？
韦罗妮克：自我入行以来，时尚界确实变得更加包容。秀场上的种族多样性显著提升，参与时尚的门槛也在降低。虽然仍有进步空间，但得益于秀场直播和实时数字报道，时尚正以前所未有的开放姿态接受公众审视。不能说时尚杂志主导了这场变革，但它们确实顺应并塑造了新生态。
南方人物周刊：在算法的影响下，时尚如何打破同质化？网红和算法能否取代时尚杂志？
韦罗妮克：如今具有天然品味的人愈发珍贵——无论是杂志编辑、咖啡馆作家还是小微网红。算法终究能力有限：它只能推荐已知喜好的变体，无法带来真正的审美发现。市场开始重新珍视那些能真正驾驭海量选项、拥有独到眼光的人。他们可能是传统杂志编辑，也可能是独立出版人或网红。只要坚持个性化策展和深度创作，时尚杂志依然能引领风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