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我就是个左派作家”
作家黄皙暎吐了一串烟圈。他很喜欢抽烟。2024年12月，他从韩国来到北京，到驻华韩国文化院参与读者交流会，聊他的写作生涯、当下的韩国文学。活动进行了一个半小时，还剩最后一个读者提问环节，主持人说，黄作家可以休息5分钟。过了一会儿，黄皙暎抽烟的侧影在休息室门后隐现。
当天，主持人这么介绍黄皙暎：“他个人可以称之为韩国近代历史的缩影，苦难的经历和曲折的命运让作家与国家民族保持历史的同步……黄作家的创作横亘于整个朝鲜半岛历史。”
黄皙暎的小说《铁道员三代》在2024年入围了布克奖，并在2025年出版了中译本。在接受相关采访时，他笑谈，如果能够获奖，会成为他完成另外三部小说的动力。他说，《铁道员三代》是他为恢复韩国“现代产业工人”生活和斗争的痕迹做出的努力，“我想让我们文学史上缺席的产业工人站到前面……我也希望这是往经历风雨的韩国文学之塔上插入一块石头。”小说对准的群体是韩国广大的产业工人，这些工人早年遭受日本帝国主义的压榨，之后又继续遭受资本主义和财阀的压迫。
黄皙暎在访华交流期间接受了我的采访。他聊到兴起，会发出爽朗的大笑，笑里有常年吸烟造成的气管中的浊声。他在首尔市郊的家里，书桌上就放着两样东西：烟灰缸和烟。他说，他的夫人很不喜欢这两样东西（此时，他的夫人正在房间里帮我们烧水）。
这两年，他在写的小说叫《奶奶》，主角是有600年历史、见证了朝鲜半岛历史的一棵大树。
树在一个村庄附近。村庄住着三千多口人。村庄边曾是日本的军事基地，后来又成了美军的飞机训练场。若干年前，为了将基地扩大，军队想出钱让村民集体搬离。村民反对，要守住村庄，在示威游行中注意到了这棵树。黄皙暎写的故事，囊括了从这棵树生根发芽到村民被驱逐的时期。
2024年下半年，81岁的黄皙暎在浴室滑倒，脚踝受伤，需长期康复训练。在酒店受访、与读者见面，他都拄拐。“其实我不久之前身体还是非常康健的。”他说。
如果以黄皙暎的年龄来讲他经历过的历史，那么是这样的：
1943年，他在长春出生，当时，那里叫新京，是伪满洲国的“首都”；伪满洲国灭亡后，他随全家搬到平壤；1947年，他们定居韩国的永登浦。
1962年，他从高中退学，以《立石附近》获《思想界》杂志新人文学奖。他参加过越战，服役三年多。
他28岁写的以环境恶劣的工地上一次失败的罢工为主线的中篇小说《客地》（1971），奠定了他在韩国文坛的地位。
他曾参加韩国民主化运动。1989年，他访问朝鲜，违反了韩国的法律，流亡欧洲。1993年，他回韩国后被逮捕，被判刑7年。1998年，他被时任韩国总统金大中释放。在发布于2025年4月的《一席》的访谈里，黄皙暎回忆起他入狱的那几年，“进监狱后可以更加猛烈地进行狱中斗争。”他进行了19次绝食，最长的一次绝食22天，少则一周。他的牙齿掉了14颗。
2024年年底的那个读者交流会上，作为对谈者的作家、学者止庵评价：“在我看来，作家应该不那么顺应时代，而是勇敢地对这个时代发出自己的声音，这是我心目中韩国文学最好的地方。黄老师的作品就是特别明显的例子。”十多年前，止庵第一次读《客地》，“他完全不掩饰自己对（社会）变化的态度和想法，他深入地看出了变化的意义和带来的问题。”
韩国文学译者薛舟表示，黄晳暎的文学世界磅礴而深远，“几乎达到了韩国文学在深度和广度方面所能达到的极致。”薛舟是黄皙暎长篇小说《熟悉的世界》的译者，也翻译了金爱烂的《你的世界还好吗？》、申京淑的《请照顾好我妈妈》等小说。他系统地将黄皙暎的小说梳理为六个板块：一是《韩氏年代记》《客人》等，反思朝鲜战争造成的民族分裂和对个体的伤害；二是如短篇小说《塔》《骆驼眼圈》、长篇小说《武器的阴影》等，通过越南战争思考韩美关系及战后创伤；三是反思以“汉江奇迹”为代表的工业化、现代化造成的城乡社会的隔膜，如《客地》《去森浦的路》；四是《故园》等对光州民主化运动的观察和反省；五是《张吉山》等对传统文化和社会的审视和再观照；六是《熟悉的世界》等对韩国资本主义现代化进程及其前途表达批判和忧虑。
很多人问过黄皙暎，他是不是左派作家？
黄皙暎坚定地对我说，“是，我就是个左派作家。”
黄皙暎引用了他印象中来自社会心理学的说法，“盖窟窿的盖子。”人往前走，会犯下很多错，人生中的事故变成一个个窟窿。对于这些窟窿，人会盖上盖子。人生越走越远，就会这也有个窟窿、那也有个窟窿。“当我们回顾人生的时候，我们回到窟窿旁边，把盖子打开，重新审视里面的黑暗。这可能就是文学的作用。”
评论界习惯将黄皙暎访问朝鲜之前的作品归为他的上半期文学作品。那一时期，他的文学创作“严格遵守现实主义文学的创作方式，写作时尽可能排斥写人的内在”；然后是文学创作上15年的空白期。他被释放出狱时，亚洲正经历严重的金融危机，“韩国的资本主义出现阴影。”他之后的小说都属于“下半期文学作品”。“我把我之前的写作方式进行了完全的解体，更多侧重个人主义，写人内在的一些东西。也写东亚的民间故事，也会有现实的与非现实的部分融合在一起。”
“很多人问我，是不是我前半段的文学更有攻击性，到了下半期，文笔也变得更加温柔了？我不是这么理解的。文学的内核一直是一样的，只是形式变化，要一直给这种文学注入新的东西。”黄皙暎在那次中国行中参加了“良渚论坛”。一个中国作家讲了这样一句话：文学的源泉是人民。“这句话就像贴在教室后面的教训语一样，让我印象深刻。”黄皙暎说，“这让我想起了我曾经因懒惰而忘记的那些东西。”
止庵用“风骨”一词形容黄皙暎的作品。他以《日暮时分》为例，“黄先生的作品并没有随着他的年龄增长而软化，我觉得他更苍劲、内敛了。”
“我也要写到死的那一刻”
一般来说，黄皙暎写小说的时间是晚上10点到第二天早上6点，也可能是早上9点。以他在写的《奶奶》为例，他一周大概能写50页A4纸，平均下来，每天要写两张纸到五张纸。
黄皙暎的书架上放着几本萨尔曼·拉什迪的书。黄皙暎对这位“布克奖中的布克奖”作家的遭遇娓娓道来：在印度出生、在英国受教育，写了很多有批判性的小说，晚年遭遇刺杀，即使这样还是决定要写到死的那一刻。黄皙暎读了拉什迪的新作《刀》，小说主题是关于原谅和爱情。“我也受到很多感动，他给了我很大的勇气。我也要写到死的那一刻。”
在交流会上，黄皙暎提起“晚年文学”一词。这是爱德华·萨义德提出的概念，指的是作家离世前所写的文学作品（萨义德著有《论晚期风格》一书）。很多达到巅峰期、受人尊敬的作家已经“胸前戴上花”，往下该怎么走呢？黄皙暎罗列了三种可能性。有的作家害怕新作品不能获得大家认可，最终自杀了，比如海明威、川端康成。有人决定封笔，他记得大江健三郎在2008年的一次活动上对他说，自己再也不写了；他在墨西哥的一个图书展见到马尔克斯，对方在写《苦妓回忆录》，没过太久，马尔克斯因健康状况恶化而封笔。黄皙暎想当第三种人，“并不是停止写作，平和度过晚年，而是要回到年轻时候的心态。”
黄皙暎最新一本在中国出版的书叫《日暮时分》（2024），写韩国现代化过程中城市的拆迁、重建，普通人的挣扎、异化。
此书的奇数章节，写的是一个叫朴敏宇的男人的暮年。这个男人代表韩国现代化过程中的成功者——出身草根，做了正确的选择，是没有受光州运动在内的一系列事件直接影响的聪明人，是随着一路攀升的房价建立自己的建筑事务所的投机者。他把女儿送出国，他的妻子也离他而去——“大雁爸爸”，黄皙暎说，韩国中产以上阶层有很多这样的人，自己在国内挣钱，把家人送到国外。
在朴敏宇的故事中，在事业上扶持过他的前辈罹患癌症。因为涉及权钱交易，朴的事务所可能要被问询。就在这个人生节点，他收到了初恋车顺雅的来信，他们曾经在相同的起点，有过快乐而平凡的高中生活。然而，他们一个成功上岸；一个下坠，被充满苦难的家庭生活绑架。
“朴敏宇这样的既得利益者，内心是有浅浅的自责感、负罪感的，他知道很多人在时代里受到了伤害。”在小说中，受伤的人包括那个罹患癌症的前辈，一直住在很小的房子里；包括他的初恋车顺雅。黄皙暎想写的，是朴敏宇这样的人如何“失去了他的过去”。
《日暮时分》的偶数章节讲的是金敏宇的故事，那是一个正直的青年，不愿意向他认为不对的人和事妥协，但一次次地，棱角被水泥般的社会规则磋磨。
两个故事中有两个敏宇，一个成功而虚无，一个坦荡而痛苦。到最后一章，读者才知道，金敏宇的妈妈车顺雅，就是朴敏宇的初恋，她为了纪念他们的美好时光而给儿子取名“敏宇”。儿子去世后，她也很快死去。寄到朴敏宇邮箱里的信，是金敏宇的朋友郑友姬所写。郑友姬是个世俗意义上失败的文学青年，在便利店打工，吃很便宜的食物过活，对生活失去热情。金敏宇、郑友姬代表着黄皙暎对一代年轻人生存状态的准确观察。
在写《日暮时分》之前，黄皙暎已年过70，不如年轻时可以进工厂几个月、深入体会工人生活。他连续一个月与在咖啡馆、披萨店打工的年轻人聊天，以了解年轻人的生活状态。“我就坐在咖啡馆里，抓住这个打工的年轻人，听他聊他是怎么生活的，聊到他女朋友，我在他们休息的时候又叫他们出来喝酒聊天。”
在郑友姬假借车顺雅之名写给朴敏宇的信中，她问，我们到底做错了什么？为什么把我们的孩子变成这样？“郑友姬（信里）写的其实不是个人的故事，是年轻人对社会的一个质问。”黄皙暎又说回窟窿那个比喻，他说，《日暮时分》这本书也与窟窿有关：“年长的人一路走过来，把自己闯的祸都堵上了窟窿，现在我们来到了这里，窟窿被交给了我们的年轻人。”
黄皙暎精神头很足，那场与止庵的对谈持续了近两个小时。接着是读者提问。一位年近三十的读者说，感觉自己已经站在了人生的暮年。如果您站在人生的日暮时分，却遗失了方向，之后要如何找到方向、继续出发呢？
黄皙暎拿自己女儿的故事激励读者：她在出版社工作了二十余年，拿着不错的工资，不结婚，过着不错的生活。到四十多岁，她养的一只“又胖又不好看的猫”死掉了。她突然表示，要辞职，当全职作家。“哼哼。”黄皙暎发出这样的语气词，全场读者大笑。但黄皙暎说，那你试试。女儿现在52岁，看起来生活得不是特别好，穿着十多年前买的外套，但是说自己很幸福，因为在做自己喜欢的事。黄皙暎接着望向那位读者说，“你不要觉得是站在十字路口，你去往你想走的方向走就可以了。”
“你就按着你的意识往前走，走着走着你可能会发现新的东西、喜欢的东西。你不喜欢，不往前走，也没关系，人生从头到尾可能都会经历苦痛的事。如果你的人生每三年才有一次困难的话，我觉得这是没有什么关系的。”
说这些的时候，黄皙暎好像不是那个打过仗、坐过牢、背负着揭露社会苦难使命的作家，而是一个温和可爱的老头。
2025-08-04，英国伦敦，黄皙暎（左）的长篇小说《铁道员三代（英文版Mater2-10）》入围英国国际布克奖（短名单）的最终候选名单
以下是黄皙暎与《南方人物周刊》的对话：
韩国很少有深入的劳动者文学
南方人物周刊：《铁道员三代》2024年入围布克奖的时候，你接受采访说，你想努力还原在韩国文学中没有得到正确处理的被疏远的阶层。你为什么一再有兴趣书写在历史缝隙里的人？
黄皙暎：其实在韩国写劳动者文学的作家不是很多，据我所知，可能只有我和赵世熙两位作家写得比较多。还有就是在1980年代，有些作家写了几篇关于劳动者文学的短篇小说。我们国家挺缺乏这块的文学的，我本着想要把劳动者文学做好的心态去创作。《铁道员三代》涉及了这些背景：我们有殖民地文化，有一段日据时期，有抗日运动；民主化运动也比较激烈。
为什么我们的文学作品里涉及这些运动和抗争会比较少呢？我觉得是因为我们的斗争很多是社会主义的武装斗争。我们的劳动者运动大多数可以归结为社会主义运动。朝鲜半岛南北分裂了以后，就变成了两个阵营，所以韩国这方面的题材涉及得比较少。
《客地》是我28岁写的小说，这个小说之后，很少有深入的劳动者文学了。《铁道员三代》这个作品，是我1989年去朝鲜的时候碰到了一个老人，跟他聊天，一开始说到自己的家乡，发现大家都是永登浦的，他才说起了他们家的故事。这个老人和他的兄弟、父亲都是在铁道部门工作的。这个小说我其实30年前就想写了，一直到新冠疫情期间，我想如果我这次再不写，可能到死也不会写，才开始写。但其实这本书得不得奖不是很重要，因为现在国际上文学奖的审核标准大多数是以文艺为中心的，我的作品题材可能对大众来说会有点负担和压力。这个作品出版后，韩国的雇佣劳动部给我送了一个表扬信一样的奖状，我觉得这个比任何奖都重要。
南方人物周刊：对社会、历史的严肃反思，是不是从你十几岁开始写作时就已经伴随着你？
黄皙暎：很多人会问我，你是不是左派作家？我非常同意，我就是个左派作家。因为我觉得，创作文化艺术，你不得不成为左派。只有对现实不满足，才会去从事文学艺术工作。从古至今，艺术家或者知识人士都会对现实抱着批判的态度。即使是在这样一个比较动荡的时代，我认为我也是一个左派的作家。我写的东西一直都是非妥协性的，写的人物也是非主流性的人物。我以后也会一直这么做。
展示一个切面，把社会切开
南方人物周刊：你来中国前重读《日暮时分》时觉得，结尾的几页是不是可以不要。在小说写作的阶段，你什么时候确定自己不再改了、也不怕自己后悔了？
黄皙暎：各种情况都有，没有固定的答案。拿《张吉山》举例，我写了很长时间，写到最后已经很累了。最后张吉山是没有被抓住的，政府就是为了表示抓住他，找一个人假扮张吉山——张吉山是做戴面具的舞蹈演员出身——政府找人戴着张吉山的面具跳舞，找人上来把假的张吉山打死，然后告诉民众张吉山死了。接着，一个小孩上场，把这个满脸是血的人的面具拿走了。本来到这个地方我想结束的。假的张吉山死了，这个面具被孩子拿走了，以后张吉山的精神会在别的地方生根发芽。但是读者看不懂，很多人都说黄皙暎的作品到最后大家是看不懂的，我就要把这种象征性的东西写明白，起到解说的作用。
我很喜欢开放性的结局。但是，读者也分为初级和高级读者——不是说初级读者不好，他们也很重要，但是高级读者可能在故事戛然而止的时候就已经明白了；初级读者就一定会问，唉，那后来发生什么了？他自杀了吗？结婚了吗？
有人问我这一生中最重要、最有印象的是哪部作品？我其实不愿意回顾自己的作品，但如果一定要说一部，是《张吉山》，因为十年的创作时间太长了，以至于我现在做梦也会梦到写《张吉山》那时候很痛苦的样子。
写小说前我会去想每个人的性格、外貌。但像《张吉山》可能有三千多个登场人物，很难这样写（一个总谱）出来。有时候我写的一个人物其实是之前已经死掉的，唉？发现不对，然后再改。（笑）但是现在有ChatGPT了，好多了。
南方人物周刊：你曾说，现在年轻人的阅读和写作习惯可能倾向于更短、更轻的方式，这会不会影响你的写作？
黄皙暎：以前全世界都这样写作：叙事风格非常宏大。从宏大的叙事走向轻量化的叙事，需要几十、100年。韩国文学是缩小版的世界文学，在很短的时间段内就把小说变得很轻量化。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作家可能都偏向写中长篇，现在的小说越来越短，甚至十年、二十年的岁月，几句话就带过去了。习惯接受影像文化的人对这种转场会比较适应。
就我而言，我还是根据作品的形式来决定，不是说所有的写作都要这样处理。100年可能写得很短，很短的时间也可能写得很长。比如说最近出版的《铁道员三代》，里面有很多聊天，大家在说很多细碎的东西，但是读者看会很有意思。但是，当我想展示一些社会的横截面时，比如想揭露一个什么事情，写短一点，相当于把社会这样切开给大家看，反而会更有力量。
“我虽然去了全世界，但是可能又不属于哪里”
南方人物周刊：《日暮时分》的主角朴敏宇虽然在自己的祖国，但好像有身在异乡的漂泊感。不知道你本人在韩国生活是否有这样的感觉？
黄皙暎：其实，我一辈子都是四处流浪的。我对首尔的生活比较陌生，可能与在巴黎、伦敦或者北京有差不多的感觉。有一个词叫作“global local”，我的理解是，我虽然去了全世界，但是可能又不属于哪里。
我现在住在群山，这是一个有30万人口的海边城市，这里给我的感觉是，这不是哪个国家，只是一个空间。
现在很多年轻人都去首尔这种大城市打拼，商务大楼到了深夜全都黑乎乎的，年轻人回到家里是没有朋友的。以前的街头巷尾都会有一些嘈杂的声音，现在也没有了。在韩国的乡下，有公务员到老人家门口发米，会发现房子是空的。很多故乡都在消逝。
南方人物周刊：你说群山对你的意义不是城市，而是一个空间，那这个空间里有哪些能让你产生与此地有连接感的人或事呢？除了你说过的与咖啡馆的年轻人聊天以外。
黄皙暎：这个故事有点深。我一辈子都在漂泊、流浪。对我来说，死亡就是与搬家没什么两样的事。如果搬家，我一定是要整理行李的。行李就是我的作品。我一生中写的作品，大部分是围绕人类克服和适应现代化这个主题。
在写作中有两种讲故事的方法。第一种是，我生活在这个村庄里，我是土生土长的村里人，我给大家讲这个村里的传说、故事。我是另一种。我离开故乡，到外面转了一圈，带着外面的见闻回到故乡，给大家讲故事。
有个词叫“世界文学”。提出这个词的应该是欧洲人，虽然说的是世界文学，但是一开始它不包括非洲、亚洲文学，只可能是以欧洲式的精神看待文学作品。包括大家现在比较关注的诺贝尔文学奖也是，通过欧洲的方式去审视文学作品。在欧洲式的审美方式下，你就得用你的文学告诉他你是谁。
在这样的形式下，土生土长讲自己故事的作家是很难生存下来的。相反，到外面游历了一圈，再把故事讲给别人听，对别人来说可能更好理解。
我们的这种写作方式可以被比喻成中国的香港和澳门，我们是这个国家的一部分，到外面遛了一圈后，带着别人的精神再回来。
我为什么选择群山这个地方居住？因为群山是日据时期日本人建造的，对我非常有象征性的意义，跟我自己本身是很像的。
这次来中国，有很多人问我对韩江拿诺贝尔奖的想法。其实，我不是很想回答这方面的问题。第一是因为，韩江对我就是像女儿一样的存在，我不想去评价这个事。第二是，我对诺贝尔奖是有一些想法的，我觉得诺贝尔奖本身就是欧洲人对东亚文化的一个（评判），是有些不公平在的。我觉得，我们就应该在东亚做个奖，给他们颁奖。
但我不想说这个东西，因为别人会觉得你没得到诺贝尔奖你才这样。（笑）其实，我们为什么要因为别人给了诺贝尔奖，每天兴奋不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