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能否拥有“停下来的权利”，重寻工作的尊严与生活的意义？
2025年3月，一个占据网络热搜的新词汇冲击着大众的认知——“强制下班”，仿佛自愿为工作奉献是劳动者的天性。
航空科技公司大疆的员工将强制下班的行动描述得像一场地震演习：晚上21时，每个部门的人力资源官在楼层内检视，逐一扫过工位，还没有离开的人必须在一分钟内收拾东西下班，整层楼在几分钟内变得空空荡荡。
以往在深夜路过深圳南山区高新南四道的人都知道，大疆总部在零点前还是灯火通明；社交平台上，曾有人抱怨在大疆工作的配偶是生活中的幽灵，“晚上11点多到家算早了”“每天晚上加班到半夜，甚至一两点左右”。
与大疆被一同讨论的还有家电企业美的和海尔。3月10日，位于佛山的美的总部开始严控加班，规定在下班时间18:20以后不允许加班，同时禁止员工晚餐后再返回工位加班。海尔则在2月份传出发布全面落实双休制通知的消息，尽管有内部员工否认，但海尔对媒体作出官方回应时表示，“坚决抵制无效加班，反对‘形式化出勤’。”
这些举措被视为“反内卷”的信号。“内卷”原本是一个社会学术语，指“一种社会或文化模式在发展到一定阶段后停滞不前，或无法转化为更高级模式的现象”。近几年来，“内卷”成为网络流行词，泛指各种非理性竞争。在市场经济中，行业之间的严重内卷迫使其所有生产要素一同卷入内卷，劳动力也不例外。
在整治行业“内卷式”竞争的经济背景下，职场“反内卷”是否成为可能？
管理层用书面论证和数据去装点意义，而作为一个齿轮的基层员工，最显眼的表演就是加班
“996 ICU”
互联网行业第一次大规模的职场反内卷行动，要追溯至2019年的“996 ICU”事件，被称为“程序员的一次反抗”。
2025-08-04，一个用户在GitHub（世界上最大的代码托管平台）上新建了一个叫“996.ICU”的代码仓库。“什么是996.ICU？工作996，生病ICU。”在三四天的时间里，它得到了10万多个“点赞”的星数，成为GitHub有史以来星数增加最快的仓库。
“996”意味着早9点上班，晚9点下班，每周工作6天。它由国外科技公司的弹性工作制演变而来，在国内互联网行业的环境里异化为“只弹下班不弹上班”“加班没有加班费”。按照“996”来计算，劳动者一周的工时是72小时。《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中规定的工时制度为“劳动者每日工作时间不超过8小时、平均每周工作时间不超过44小时”。
熊节是一名拥有近20年IT行业从业经验的程序员，他在自己的《敏捷中国史话》一书中记录了“996ICU”事件。代码仓库出现的第三天，一个“曝光996公司及部门”的投票功能出现，“到（2019年）3月29日，这个榜单上已经列出了上百家公司，前几家中国网友耳熟能详的公司都有数百人投票。”
让熊节感到荒诞的不是加班，而是加班被“合理化”。“以前加班不管怎么样，即使加得非常严重，大家认为它是个异常的事情。或者是为了赶某一个目标，大家不得不做的一件事情。但是，它越来越变成一种常态，甚至不加班反而心有愧疚。”
熊节认为造成这种现象的一大原因是“供需失衡”——软件行业从业人数在不断增长，而软件开发的需求在减少。2000年，全国软件行业从业人数仅有18万人，8年后这个数字增长了10倍。工信部数据显示，2020年的从业人数已经接近700万人。
一同膨胀的是中国信息化的发展速度，足够多的需求被满足以后，软件研发的边际效用会越来越低，软件过剩的现象自2018年后愈发明显。熊节抛出一个尖锐的问题：“这些人每天在研发什么呢？”
“有没有可能一些人开发的功能是你打开一个App往下翻三屏都找不到的功能？这个功能对用户到底有多大的价值？”熊节说。在这种情况下，整条业务线不可避免地会陷入“表演式内卷”的境地，从立项、研发、上线到运营，都在努力地为这个功能寻找意义、做出数据。
管理层用书面论证和数据去装点意义，而作为一个齿轮的基层员工，最显眼的表演就是加班。“如果大家都知道这个事情做得不是很有价值，那你就得表现得很辛苦。不然，你既没有价值，又不辛苦，那这个岗位乃至整个团队存在的必要性都会受到怀疑。”熊节觉得心照不宣的表演最后变成了一种压力，“所有人都21点走，你19点就走了，你感觉这事儿好像不对。”
除了加班被合理化以外，加重人们负面情绪的另一原因是收入的减少。熊节说：“有一个非常直接的因素，上一年的年终奖在纠结了一个季度以后，大家发现真的不发了。”
熊节察觉出中国软件行业一直有一个倾向，试图像制造业流水线一样，去拆解软件开发的工作，把创造性的部分抽离出去，交给一类名为架构师的岗位去做，剩下编程的部分被认为是可重复的、可替代的。
熊节对此抱有怀疑，“架构和设计的信息量可能占软件开发的10%，90%以上的信息量都是靠代码输入进去的。这导致了一个糟糕的悖论，一批便宜的、不太受尊重的程序员实际上在做决策，还被认为像搬砖工一样可以靠加班来增加产能。”
用户数量的增长和承载量是有限度的，但资本要求的业绩增长是无限的
无限增长的欲望
方景行是一名从业十余年的产品经理。根据他的经验，这个岗位需要参与跟产品相关的所有环节，例如设计、沟通、推广、运营。近年来，不断细分出的数值产品经理、策略产品经理甚至增长产品经理，让他十分疑惑，“增长本身就是做产品重要的业务指标之一，怎么还能把它单独分出去呢？”
随着业务规模的扩大，职业细分不可避免，但方景行认为，其中也有人为的因素——互联网行业的管理层希望扩张自己的团队。“行业发展太快了，很多人的工资爆炸式地增长。工资上去了，权力也得跟上，你管的人数上去了，你的位置就会越来越稳固。”有时候为了多招人，多拿资金，管理层不得不去开新的业务项目，导致人和项目都变得冗余。方景行越来越难以在工作中找到意义。
2010年，苹果iPhone4发布，开启移动互联网元年。方景行就在那一年入行，他去的第一家互联网公司做的是旅游服务平台。以前人们订机票和酒店只能找旅行社或票务代理，这个平台能让使用者自行在网上查询、预订，方景行得到了工作的成就感。“产品在不断完善的过程中，大量移动端网民转化成了我们产品的用户。可能第一年的用户数是十万级，第二年就变成百万级，工作绩效和考核有非常直观的体现。”
十余年间，方景行几次跳槽。受益于移动互联网端发展的浪潮，他从普通员工成长为小组长、经理直至总监。他一路上升，而浪潮早已过了峰值，“国内的仗已经打完了，已经没有那么多人可以被转化成用户。”中国网民的年增长速度从以亿为单位，到以百万为单位，增速变得平缓。很多网民已经形成了自己的上网习惯，新产品的生存难度越来越大。
用户数量的增长和承载量是有限度的，但资本要求的业绩增长是无限的。方景行以出行服务平台为例，“如果业务承载量已经饱和了，那就该去想怎么让平台的司机挣更多的钱，让用户在每天上下班时间里更容易打到车，解决运力不够的问题。可是在现实中，高层领导要让业绩继续增长，中层们就不得不找一堆有的没的由头去论证新的业务方向，试图找到新的增长点，美其名曰给产品寻找第二增长曲线。”
方景行最后一份工作在一家以文娱见长的互联网公司，负责新开设的协同办公领域的产品开发，当时市面上已经有非常多成熟的同类产品。他在自己和其他员工身上看到了相似的迷茫，“大家都在做的是自己不相信的事情，都明白国内市场饱和了，但都得‘向上管理’，否则领导也没法跟再上层的领导汇报。”办公室经常出现的情景是，“研发问产品，你到底有没有想清楚这个东西到底怎么做？产品也很委屈，我是被要求去做这件事儿的。”同事间好像在彼此“埋怨”，又互相悲哀。
为了寻求新的增长，有的企业选择出海，去海外占领新的市场，有的企业选择加入其他赛道的竞争，以获得更多的用户。一方面，资本要“掠夺”用户的时间和金钱，另一方面，要“碾压”挡路的其他对手。
方景行觉得无论是掠夺还是碾压，都是残酷的。“人们在App上花费的时间越多，企业在资本市场的表现越好。无数人的时间构建出千亿级别的产品，可回过头来，这些人得到了什么价值呢？”有一年春节，方景行看见父亲在某个App上抢新年红包，他突然感到愤怒，“你在这里抢个块儿八毛的红包，坐在高级写字楼的那帮人就因为你们的参与，拿十几二十万的年终奖。站在上帝视角看，这件事情真的挺残酷的。”
互联网产品似乎背离了方景行想要为用户创造价值的初衷。“我爷爷现在九十多岁，每天会使用资讯App去看新闻。可是，这类产品对老年人非常不友好，经常误触，有时候进入一个小程序，有时候进入一个游戏，有时候进入一个视频。当他想回到原界面的时候，他不知道是该找‘×’标，找箭头标志，还是滑动返回，同一个App的交互都没有做到一致。然而，他们不去处理这么明显的问题，为了绩效，他们又投入到AI的探索之中。”
只有领先的选手，没有终点的赢家
2021年，方景行跟另一家互联网公司的同行交流，对方告诉他，如果自己所在的团队裁掉三分之二的人，对业务没有任何影响，相反，裁员还会让财报数据变得漂亮。两年后，互联网行业的大规模裁员变成了事实。根据财报数据，上述公司的员工总数在2023财年减少了2万人，缩减幅度近10%。
2020年加入互联网行业的黎洋赶上了紧缩时期。以往的工作氛围是自由、宽松的，“只要把事完成，什么都好说。”2023年年初，黎洋发现很多公司都开始实施考勤打卡制，连续两天迟到会被leader（项目主管）警告，午休时间也被缩短至一个小时。表演式内卷的现象越来越少了，“该裁的都裁掉了，现在不加班是真的做不完工作。”
黎洋几乎没遇到过表演式内卷的同事。他在五年内跳槽了两次，去的都是创业型的业务团队，而非成熟型的项目。作为初入行的新人，他对跨赛道竞争的观点也与方景行不同。黎洋加入的团队之一是社交领域龙头企业的短视频创作平台，“虽然当时快手和抖音的竞争优势已经很明显，但他们依然在迅速增长，意味着短视频这一新媒介的整体渗透率还没有那么高，好比在一场比赛中，有两个人暂时领先，但是远远未到达终点。”
在这个团队工作时，黎洋几乎没有在零点前下过班，但他认同这种“战时状态”。“我们在红海市场的竞争格局里看到了一丝机会，能够利用大厂的流量护城河和资源优势，所以要以更快的速度去切入市场，抓住红利。”尽管项目最终的表现不理想，但他认为并非由于条件不足，而是业务设计不合理。
创业型团队通常也更倾向于招聘年轻的、还没有做出成绩的人，他们对业务更有热情，更愿意主动投入。这是一场追赶时间的“双向奔赴”，新业务希望有新鲜血液，新人需要有新的成绩。黎洋说，“除非特别资深，有过去的成功经验可以复制，新业务团队才会招年纪稍大的人。有的人年纪大了，有家庭，主观意愿上不想再去加班，就不是一个事业型的状态。”
因此，黎洋觉得互联网行业本身就在做筛选，觉得还有上升空间的人主动去卷，持续地在工作中保持高投入度，觉得业务没有希望的人选择躺平，等着拿离职补偿。“现在很少有人为了保住工作而被迫内卷，也没有人强烈地反抗内卷，要么卷，要么躺。”
“我很早就意识到一个问题，为什么我们这一行是有上班没有下班的？工作与生活的界限感没有那么明显”
流量与“自我剥削”
在传统的农业劳动中，农民的劳动遵循着自然节气，即便有心多做一些事情，也必须尊重土地的承载力，给农作物生长的时间，人与自然一同生息。现代的雇佣劳动制度，卡尔·马克思早已阐明，是一种具有隐蔽性的剥削形式。资本主义生产的直接目的是尽可能地获取劳动者创造的剩余价值，无论生产效率如何提高，资本还是希望延长劳动者的工作时间。
前几年，黎洋的重心全在工作上，无所谓有没有个人时间，他逐渐与朋友失去了联系。当他希望能更多地回归日常生活、再一次寻找跳槽机会时，他发现大部分团队的工作环境依然“令人不可置信地差”，“连续加班到零点以后下班是常态，有时候甚至通宵，第二天还要正常上班。”
在明确地要求工作时间以外，互联网行业还发展出一套让劳动者“自我剥削”的机制。
黎洋所在团队的考核往往带有竞争属性，他要做的并非完成一个固定的工作量，而是不能比其他人差，甚至比所有人都要好。绩效考核分为3.75、3.5和3.25三个评级，评级决定一个人能拿到多少薪水，是晋升还是淘汰。“3.75意味着非常好，一个团队里3.75的比例大概是10%，如果业务成绩不好，甚至一个也没有；3.5是标准成绩，劳动合同上约定的薪水就是基于3.5的绩效而言的；如果拿到3.25，意味着你现在就可以回家了。”这样的考核每季度一次。
在每个人分工不同且工作成果通常难以量化的情况下，如何比较优劣？黎洋认为，能拿到高绩效的人，能力水平都不差，在此基础上，则需要有leader的认同，或是对项目有不可忽视的贡献度。
一个团队里，组员和leader可能发展出类似于人身依附的关系。黎洋把依附的一方称为“嫡系”。“项目过程中，leader会对嫡系进行资源倾斜或者支持，例如分配更重要的、容易出成绩的工作；在两个组员表现差不多的情况下，可能会把3.75给到嫡系。”要成为“嫡系”，需要通过能力和忠诚去获得信任。
贡献度则根据每个人的职能产出来考察，在互联网产品中，产出效果往往跟流量挂钩。“比如一个人负责微博传播，考核会看微博传播的热度，上没上过热搜。”而流量是一个无止境的指标。
岩川是一名画师，2009年开始为游戏画背景图，最后一份工作在国内排名前三的游戏公司最热门的游戏团队里。他认为画师这一行尤为内卷，因为美术的易读性高，适合在社交媒体上发布和传播，圈内的人很容易互相知晓动态，得到直观的数据反馈，无时无刻不处于竞争之中。
画师们下班回家后，往往会额外画一些作品用于社交媒体或专业网站的传播，还要关注并学习其他画师的新技法，学会用新的绘画引擎。“你要让自己像运动员一样随时保持训练。这一行变化特别快，如果不去提升自己，三五年你就要被淘汰。”
画师所在的游戏团队也身处流量的比拼中，赢家坐在收入流水的金字塔顶尖，底下是一片“失败作品”的废墟。岩川说，“一直做一款游戏的人在行业内不多，一个公司同时研发的游戏有几十款，上线后真正能赚钱的游戏没有多少款。大部分人在不断地换项目，不断地改变风格，甚至创造谁都没见过的新风格。”
2024年年底，岩川辞职去拍纪录片，在个人社交账号上发布作品，其中一则讨论大厂、内卷和孤独，拍摄对象之一是同行画师太伊。短片的开头，太伊坐在地铁里，想起那个挤沙丁鱼罐头的比喻，他踩着浓重的夜色回家，到家后打开电脑继续画图。“我很早就意识到一个问题，为什么我们这一行是有上班没有下班的？工作与生活的界限感没有那么明显。”
太伊热爱画画，他的卧室矮柜上放着一套《BAKUMAN》漫画，两个少年以成为漫画家为目标的追梦故事：“只要有那么一点喘息的空间让我自己画点东西什么的，我就觉得我还可以过下去……我现在最大的困境就是被困住了。如果我要维生的话，我就没有太多的时间和精力去创作我自己想画的东西，我暂时没有办法脱离出这个困境。”
太伊36岁，画画占据了他生活的大部分。他几乎没有社交，也不主动出去结交新朋友，成为了一个客观上孤独的人。他形容自己为“时代的残影”，又比喻成老鼠乌托邦实验中站在25号宇宙中央的老鼠，“不会去占地，不会去争夺配偶，不会去跟别的老鼠打架，每天就自己一个人待着。”
公司有一个隐形的加班排名，各个部门之间在比拼加班时长，部门领导要求所有人加班，并且周六必须来公司“值班”
内卷的分岔
游戏设计的内卷已成共识，但每年仍有无数美术和设计专业的大学生想要挤入门槛，他们的选择并不多。岩川说，“不做游戏设计，难道去做动画吗？动画从很早开始就不赚钱，一个月收入几千块，对基本功要求还特别高。如果进头部大厂做游戏，一个应届毕业生年薪能有二三十万元。大家都会争这个岗位，进不了大厂，就进工资降三成或五成的小厂，实在不行就进外包。”
邵华找工作的过程像一场试图逃离内卷却不断深陷其中的历险。从一所211大学的车辆工程专业毕业后，22岁的邵华进入华东地区的一家车企，他看中了招聘时人力所说的“不鼓励加班”“双休”。但实际上，公司有一个隐形的加班排名，各个部门之间在比拼加班时长，部门领导要求所有人加班，并且周六必须来公司“值班”。“加班时长不够的会被领导私下叫去聊天，哪怕没活也要在工位上干坐着。”后来公司又出了一个跑步排名，领导觉得员工健康度不够，要求所有人用长跑来锻炼身体，每个部门都要统计跑步数据。
邵华不想加班，也不想跑步。公司对他进行了“再培训”，他还是不配合。公司把他辞退，爽快地付了“N+1”离职赔偿，“因为工资本身就很低。”这份工作每个月工资是3000元，每个季度额外发1000元奖金。
失业的邵华尝试了所有他能想到的就业方向。他去图书馆准备公务员考试，却发现招聘工科专业的岗位寥寥无几，挤满了“生化环材机械土木”的学生，“一百多人抢一个岗位。”他试图找其他车企的工作，但失去应届生身份的他几乎没有机会。他还想过学日语，想看看有没有去外企的可能。
综合考虑之后，邵华最终选择重回大学，拿第二学士学位。这样，他既可以重新选择热门专业，又能再次拿到应届生身份。“读第二学士学位的人大多数可分为两类，读计算机转行或进体制，读法学进体制。”
邵华选择读计算机专业，后来在企业面试中，他被问到最多的问题是，“第二学士学位是什么？为什么不读研究生？”对邵华来说，不读研的原因很简单，“年龄摆在这儿。”他觉得企业最顾虑的也是年龄，“都想要刚毕业的纯真的学生。”
程序员笔试通常是算法考试，邵华将它形容为“纯粹的内卷”——单纯为了赢过其他人而必须学习无用的内容，“有一个刷算法的网站LeetCode，上面大概有上千道题目，类似用编程解决数学题和脑筋急转弯。稍微大一点的公司都是考这些，但真正在工作中很少能用到。”
27岁时，邵华再一次就业，进入一家西南地区的游戏外包公司。这家公司的业务是替拥有热门漫画IP改编权的其他公司制作漫改游戏。邵华工作的岗位月薪在7000元左右，每日工作8小时，每周双休。他离开家乡，来到外地工作，对这样的薪水并不满意，但他感谢这份工作给了他下班自学的时间。
邵华的工作是UI（用户界面）设计程序员，处理游戏中所有与UI设计相关的程序问题。他自称这是一份为“赛博打螺丝”的工作，“游戏精品化很烧时间和金钱，一般的公司无力尝试，会用一套固定的框架不断地换皮做新游戏，只修改UI和美术。”相对于游戏引擎开发，这份工作的技术门槛不高。朋友提醒邵华，“如果继续做现在的工作，再过几年你还是一样的水平。”他只能“自救”，牺牲休息时间学习技术，去寻找待遇更好的工作。
相比之下，贺承明要幸运得多。他与邵华一样是理工科出身，毕业后进入一家传统行业的公司，但他赶上了公司向互联网业态转型的时机，内部调岗至创新项目。由此，他拿到了进入互联网行业的“入场券”——相关从业经验，成功进入了头部互联网公司。
贺承明认为互联网行业分为三个阶段，最早的是以网易、新浪、腾讯为代表的做媒体、社交等偏工具型的业态。第二阶段是像阿里、美团、滴滴一样介入实体服务，做“互联网+传统行业”的业态，需要依托大规模低成本的劳动力雇佣，整个业务的毛利非常低。贺承明上一份工作属于这一阶段，在本地生活服务平台做劳动力运营管理，不仅事务繁多，还需要应对层出不穷的突发状况，“365天24小时地熬。太苦了。”第三阶段的业态则是以抖音、快手为代表的短视频和直播平台，“一个完全非标准化、充满可能性的行业。”贺承明现在的工作就在这类平台，负责对接MCN机构和直播公会。
达人们的直播通常在晚上进行，所以贺承明一天的工作在下午才会开始，一直持续到深夜，平均一天工作12个小时。相应的，他有优渥的薪水，年薪在六七十万元左右，未来的发展路径也很清晰，或者晋升，或者去乙方公司。在他的本科同学中，他的收入待遇位列前茅。
“如果薪资是你现在的三分之一，但工作8小时制，双休，你愿意吗？”《南方人物周刊》记者问。
“综合报酬、职业发展、未来可能性等方面来看，我挺不愿意的。”贺承明答。
倘若容许市场机制成为人类之命运、自然环境甚至购买力大小之唯一的主导者，它就会摧毁这个社会
翻越围墙
两年前，方景行觉得自己走到了一个选择的“十字路口”，到底是应该追求混沌而富足的生活，还是清晰而有些寒酸的幸福。
他意识到互联网行业在对人进行适配性改造，说话方式是要准确而完整的，以消除沟通上的误解；行为逻辑要遵循一套既有的流程和标准，以便高效地合作；人与人之间互不侵犯，也不交心。员工好像变成了一个热插拔，用完就可以换下，对系统不会造成任何影响；又好像是一颗铆钉，不需要有多样化的用途，锤下去，钉在一个地方，直至锈蚀。
方景行决定把自己从这个庞大的机器里拔出来，抛开所有的增长、管理、利润率，放下自己的体面、优雅和准确性，投入鲜活的现实世界，去旅行、去见识风景、去麻烦他人、去学习“说两句好话就把事儿办了”的人情规则。他发现，即便在旅途中，砍去不必要的花销后，他每个月的支出也比工作时少得多。回到老家后，支出变得更少了。10年前，他全款买了房子和汽车，日常只需要负担买菜做饭和家居生活的费用，一个人月均1500元左右。
回过头去看以前的工作，方景行觉得互联网公司的高薪是一种“明牌的毒药”，引诱人们逐渐提高消费水平；为了维持高水平的生活，又要心甘情愿地高负荷工作，陷入工作—消费的循环。他能从中抽身，或许是因为他原本就不热衷于消费主义，“每年发了年终奖后，姑娘们都会去买名贵的包，互相讨论价格是多少。我认为奢侈品有一定的价值，但我在消费上会先从实际需求出发。”
岩川辞职后也不得不进行消费降级，“以前工作累，难得出去吃一次饭，一有机会肯定要吃个非常好的。我休息的时间本来就宝贵，肯定要把休息的品质拔高，拼命工作、拼命生活。”
现在，拍摄纪录片的快乐弥补了物质的快乐。通过拍摄，他遇见了许多从前不可能有机会接触的人，服装设计师、戏剧演员、科幻作家……“我第一次跟乐队的人聊天，他们能把自己的感受聊出花儿来。小镇姑娘花卷儿，一个月工资三千多元，但每天笑嘻嘻的，一日三餐，有个庇护所，就很快乐。以前我社交的都是一类人，大厂的人，说话就跟机器一样，没有变化。我都能猜到他要说什么，没有闲聊，聊聊工作和GDP，聊天只有一个目的，就是把手头上的东西弄好。”
不过，岩川还是没能逃脱流量的影响。他拍摄剪辑的视频长达几十分钟，拍摄内容也不全是有热度的话题。尽管他喜欢自己的作品，但有时候也不可避免地在意惨淡的播放量，“我辛辛苦苦做一个视频，没有人看，我会很沮丧。”
王行坤
作为商品的劳动力
20世纪最杰出的经济史学家卡尔·波兰尼在《巨变：当代政治与经济的起源》一书中阐释自由市场经济的兴起彻底改变了经济与社会的关系：在19世纪之前，人类的经济是附属于其社会关系之下的，通过互惠、再分配以及家计三种原则维系生产和分配中的秩序，而市场机制是将社会关系嵌含于经济体制之内，即视社会为市场的附属品。
在自我调节的市场中，劳动力、土地和货币都变成能够买卖的商品。然而，波兰尼认为它们显然不是商品，“倘若容许市场机制成为人类之命运、自然环境甚至购买力大小之唯一的主导者，它就会摧毁这个社会。”
王行坤是天津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从事西方文化理论与批判理论研究，尤为关注劳动/工作社会的批评研究，是文集《“后工作”理论》的主编之一。他认为劳动力状况与劳动力商品化的程度紧密相关，“我们可以想象一种极端情况，劳动力的彻底商品化：劳动者可以被老板随意开除，没有组织工会和罢工的权利，工资和工作时间由老板说了算，打工人要么接受，要么继续挨饿；除了工资收入之外，没有任何福利。对于打工人来说，这无疑是噩梦。”
为了让劳动者能够享有安全感和尊严感，企业和政府应该拿出举措来保护劳动者的权益。王行坤注意到，在多家企业开始“强制下班”的同时，京东和美团都宣布将逐步为全职骑手缴纳社保,“对社会来说，这是一种进步。其他企业应该效仿，为所有的不稳定劳工都缴纳五险一金，让他们得到更全面的劳动保护。”他期待能够有更加积极的措施出现，“比如涨工资、降工时，比如提供更加完善的公共福利。这是一个关乎所有打工人的问题。”
在王行坤看来，现代工作不仅占据着人们生活的核心，而且深深影响着人们的健康、情绪、生活规划和对未来的期许。“如果我们没有多少闲暇，没有足够的保障，看不到未来的希望，必然会降低消费欲望，缺乏生养孩子的信心，这是人普遍的自然的反应。”
2024年12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2025年重点任务之一是“大力提振消费、提高投资效益，全方位扩大国内需求”。2025年3月，国务院办公厅印发《提振消费专项行动方案》，在“消费环境改善”部分首先对保障劳动者休息休假权益提出相关措施，例如“严格落实带薪年休假制度”“不得违法延长劳动者工作时间”。同样作为提振消费专项行动的措施，四川绵阳市在2025年5月发布的工作清单中，鼓励有条件的地区推行“周五下午与周末结合”的2.5天休假模式，发布几天后即登上热搜。
在制度性的问题之外，王行坤觉得个体劳动者也有改变的空间，“有人提议大家在找工作的时候，明确提出不加班的诉求，通过语言上的明示，让招聘方意识到加班这件事不应该是常态。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内卷式竞争不能真正地改善自己的状况，还是会面临过劳、面临失业等问题。我们不是要踩在别人头顶上去做成功者，而是要作为普通劳动者，共同追求相对体面的生活。”
在那样的生活里，勤奋是一种选择，当你想要休息时，同样拥有“停下来的权利”。
（文中方景行、黎洋、岩川、邵华、贺承明均为化名。）
